但是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41]同前注[10]，彭真书，第155页。除了破坏社会治安、经济犯罪和改革本身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外，上世纪80年代，政治局面的稳定也受到威胁。

这个大的背景也决定了立法的重心要由先前的维护稳定向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转移。谈到在矛盾的焦点上划一个合理界限时，彭真说：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对单位、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矛盾，都要在与宪法、与各族人民利益不抵触的前提下解决。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既存在如前所述的冲突，但又存在一种重要的平衡。对于中国究竟应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思潮、两种观念、两种路线的激烈交锋和斗争，这种交锋和斗争直接影响到改革与发展两个大主题。前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破产法等涉及改革重大事项的法律的制定，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同前注[38]，蔡定剑书，第325页。但是，对于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国营企业领导体制，如何实行政企分开并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理论和实践中长时间存在争议，到1988年，也就是邓小平提出建议的十年后，全国人大才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20] 这一策略直接影响了立法中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处理。

所以，从那时到今天，我们一直强调在立法中反对和努力消除部门利益的倾向，但效果未尽人意。对于中国究竟应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思潮、两种观念、两种路线的激烈交锋和斗争，这种交锋和斗争直接影响到改革与发展两个大主题。[70]进行法制建设，还有一个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工作阶段的过渡。谈到在矛盾的焦点上划一个合理界限时，彭真说：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对单位、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矛盾，都要在与宪法、与各族人民利益不抵触的前提下解决。

当然，这里所说的改革，主要还是指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试验中的东西，看不准的，不能立法。

[15]参见刘松山：《当代中国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演变》，《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三是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成套设备。我们回顾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讲话也可以发现，乔石也是提出用立法推动改革态度最明确、次数最多的领导人，在此后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领导人强调立法对改革的推动则相对少见了。经验主义的立法思想对中国的改革事业以及法制建设影响至深，但是，几十年来，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一重要立法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和反思者并不多见。

这段时间，其他一些实务和理论方面的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强调超前进行经济立法，发挥立法对改革的推动作用。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呼应，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最初也采取了立法推动改革的策略。1998年，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花了不小的篇幅阐述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彭真就强调立法要有群众性的试验试点，而不是少数人的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下了这样的决心：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61]同上注，第138～139页。

[48]顾昂然：《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立法见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95]改革中出现的部门保护和部门利益倾向，影响了改革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稳定。

只要立法者通过法定的程序真实地反映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意愿，那么，这个法即使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也不会影响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因为如前所述，人民包括立法者对公平正义之类价值的认识总是相对的、阶段性的，所谓良法之治大概只是一种理想。二是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保障作用。也不能脱离客观实际超前，把现在办不到、不能办的事情，用法律予以规定。[8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页。[115]同前注[1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501页。三是，法律的内容要根据改革的情况而定，经验成熟的做出具体规定。

民法典的基本精神是要解决市场经济下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但在经济体制还有严重计划色彩的前提下，立法就遇到了困难。四是有利于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

[127]2004年，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说，立法时既注意及时把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又注意为继续深化改革留下空间。[129] 第五，妥善处理立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这样，立法所面对的不仅是改革，发展、稳定也被纳入了必须考虑的范围，并需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25]同前注[17]，《叶剑英选集》，第510页。

不成功的或者不完全成功的，就修正。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验用法律肯定下来，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41]这个说明的实际含义是，经济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中，今后还要全面深入地推进，宪法一时难以对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措施做出具体的规定，只能为改革先确立原则和方针性的东西。其次，就立法的重心而言，一部法律或者一部法律中的具体内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改革为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发展为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以稳定为重，以及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不易判断、不易把握的问题。

在缺乏法治传统的背景下，还不存在一个法律工具之外的先验的价值，而改革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不断变迁，也使得我们很难像古代普通法系那样，靠一些抽象不变的自然权利和公平正义原则去指引法律和解决问题，急剧变革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我们只能采取工具主义的立法态度，因应形势制定法律，用法律去解决问题，所谓公平、正义等价值大概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法律之中，而不是先于法律就产生了。回顾和总结当代中国立法与改革关系的策略选择，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审慎又果断地采取适当的策略，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实现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24] 第三，围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开展立法。对普遍意义上的法律与社会变迁关系，从萨维尼、边沁、穆尔、伯尔曼、哈耶克、庞德等西方学者，到中国的学者，都见仁见智，阐述了不同的立场见解。

谢晖：《法律工具论：法治的理论障碍》，《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31] 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立法推动改革策略的阐述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93]这个提法针对的是改革中潜滋暗长的部门争权争利的观念和现象。[26]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8～1030页。  刘松山，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1989年2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的题目就叫把稳定、改革、发展统一起来，他提出要在稳定中搞好改革，在稳定中求得经济的发展。

但是，工具主义的立法思想在理论中一直受到批评。现在，人们越发认识到，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因素。

这就极易放开和纵容乱开乱采的混乱局面。[54]依靠经验立法是彭真十分重要的立法思想。

（一）改革开放之初，立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初试不顺 1979年底，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也由此开始。但是，实践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理论的阐述比较容易，也具有说服力，而在立法活动中，却并非一个易于把握和操作的问题： 首先，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在立什么法和不立什么法的问题上不好把握，当确定要制定一部法律后，在法律规范的内容中也不易把握。